一九六八年，我在农场送走一位右派，临终她嘱托我，一定要找到她女儿 我今年七十多岁了，大半辈子风风雨雨走过，见过的人、经历的事，大多都随着时间淡忘了。唯独一九六八年在苏北农场那段往事，刻在我骨子里，一辈子都忘不掉。 那是一段物资匮乏、日子艰苦的岁月，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心酸、最无奈的一段经历。那位落难的女老师，临终前含泪托付我的那句遗言，几十年来，始终压在我心头。 一九六八年，我刚满十八岁。那时候响应号召，下乡插队，被分配到偏远的国营农场干活。年纪小、力气足，不怕苦不怕累，唯一的念想就是好好干活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 农场里除了我们下乡的知青，还有一批特殊的人。都是早年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，有老师、有干部、有大学生，原本都是体面的读书人，因为时代原因，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。 他们每天和我们一起下地插秧、割稻、挑粪、开荒，干最累最苦的农活，吃住条件极差，还要处处谨小慎微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旁人大多带着偏见，疏远他们，甚至刻意排挤，没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。 其中有一位姓陈的女老师，那年四十二岁。 她和别的粗粝的劳动者不一样，干干净净、温温柔柔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身上自带读书人的书卷气。听农场的老职工说，她以前是城里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，家世清白、学识渊博，只因当年写了几篇文章，被划为右派，下放到农场改造，一待就是好几年。 她丈夫早些年就和她划清界限，彻底断了联系，家里亲戚也怕受牵连，没人敢和她往来。偌大的世间，她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受尽冷眼和委屈。 那时候的人，都怕沾惹麻烦，没人敢靠近右派，更没人愿意跟她们说话。大家都刻意躲着陈老师，干活不跟她搭伴，吃饭不跟她同桌，住的简易草棚，也是她一个人缩在最角落。 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心思单纯，不懂什么派系斗争，只觉得这位陈老师太可怜了。 她从来不争不抢、不抱怨不诉苦，每天默默干活，哪怕被人刁难、被刻意安排最重的活，也只是默默扛下来，不吵不闹。下雨天干活浑身湿透，寒冬腊月双手冻得开裂流血，依旧老老实实下地劳作。 看她孤零零一个人，太过于凄苦，我心里总是不忍心。 没人愿意帮她挑重担，我年轻力气大，经常悄悄帮她分担；食堂饭菜分量少，她总是舍不得吃，省下一口粗粮，我偶尔会把自己的窝头分她一半；夜里草棚漏风漏雨，我会帮她简单修补遮挡。 久而久之，陈老师只和我亲近。没人的时候，她会轻声跟我聊几句家常，教我认字读书，跟我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她总说，我心善、实在，是难得的好孩子。 旁人看到我和她走得近，都偷偷劝我，让我远离她，免得被牵连、影响前途。 可我始终觉得，她只是一个落难的普通人，心地善良、待人温柔，从来没有做错什么，不该受这样的苦。我依旧悄悄照顾她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 谁也没想到，常年的劳累、吃不饱饭、受尽压抑委屈，彻底拖垮了她的身体。 那年深秋，天气骤冷，秋风萧瑟，农场的农活繁重到极致。陈老师本就体弱多病，长期营养不良、积劳成疾，一场风寒下来，直接彻底病倒了。 她发着高烧，浑身滚烫，咳嗽不止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那时候农场医疗条件极差，没有正经的医生，没有对症的药，只有几包最便宜的感冒药。 我急得团团转，跑遍农场医务室，只换来几句敷衍的话，说只是普通风寒，扛几天就过去了。 可我看得出来，她撑不住了。 那几天，我放下手里所有的活，天天守在她的草棚里。给她烧水、擦身、喂粥、盖被子，日夜守着，不敢离开半步。 她清醒的时候不多，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沉沉，气息微弱。偶尔睁开眼，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泪水，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。 病倒的第五天傍晚，秋风刮得草棚哗哗作响，天色阴沉得吓人。陈老师突然清醒了过来，眼神格外亮，她费力地抓着我的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跟我说了她最后的心愿。 她声音沙哑微弱，一字一顿，带着无尽的牵挂和悔恨：“孩子，我不行了，我知道自己熬不过去了。我这辈子没求过人，现在我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” 我当时眼泪已经止不住往下掉，用力点头，让她尽管说，我一定尽力办到。 她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跟我说出了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。 原来，她下放农场之前，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女儿。当年为了不连累孩子，也被婆家逼迫无奈，她忍痛把女儿留在了前夫家里。这么多年，她孤身改造，受尽磨难，唯一的念想，就是自己的小女儿。 她不敢打听、不敢探望，怕自己的身份牵连孩子，耽误孩子一辈子的前途。 整整五年，她日日夜夜思念女儿，只能在深夜偷偷掉眼泪，把所有的母爱和牵挂，全部藏在心底。 她哽咽着对我说：“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陪她长大。我快要走了，我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拜托你，以后世道安稳了，你一定要帮我去找找我的女儿。 你告诉她，她妈妈从来没有忘记过她，一辈子都在惦记她、爱着她。当年不是妈妈狠心抛弃她，是妈妈身不由己，万般无奈。 如果可以，你替我看看她过得好不好，告诉她，妈妈这辈子，最亏欠的就是她。” 说完这些话，她从贴身的衣服里，颤巍巍掏出一张泛黄褪